眼前的周星馳突然黯然神傷，起碼表情上看來如此。話題是他頭上的白髮，記者原本只是想談論一個男人必然經歷的衰老，他卻慢吞吞、突如其來地把話題轉回童年，說起讀小學發現自己早生華髮並感到困惑不安時的每個細節，回憶起這些相隔40多年的往事，他甚至不需要特意思索。

某種意義上，這個51歲男人由往事堆積而成。他喜歡毛澤東詩詞，認為毛是個“好偉大的詩人”，原因是小時候媽媽每天早中晚唱《蝶戀花》，“寂寞嫦娥舒廣袖，萬里長空，且為忠魂舞”；他每次去卡拉OK都會點唱《小李飛刀》、《陸小鳳》這類老歌，他的中學同學李健仁（更知名的身份是“如花”）解釋說，這是由於兩人畢業後曾一起到鋼琴酒吧打工，這些歌“每晚都要聽好幾遍”。

即使是在一次短促的、原定只談論電影的採訪裡，過往也總是從無法預料的角落鑽出，內容涵蓋他和父親的交往，他幼年生活的社區，以及他30年前聽過的歌曲。令人驚訝的是，他原本應該是一個沉默寡言、防備心重、緊張而容易害羞的人。整個採訪過程中，他表現出的唯一一次主動姿態是邀請記者一起品嘗助理端上來的剝光了皮的板栗，但瞭解他的人都知道，吃東西不過是他消除緊張的一種方式。

描畫一個明確無誤的周星馳極為困難。他同時被人視為天才、偶像、暴君和孤僻者，他做過演員、導演、房地產投資公司主席，近來甚至成為廣東省政協委員—但他把原本應該坐在政協會議現場的時間用來接受採訪。

他通過喜劇表演塑造一個時代的潮流，本人卻在電視鏡頭前手足無措。他被專著和哈佛大學教授的學術論文反復剖析，本人卻沒有讀過大學，坐在教授叢中幾乎一言不發，不知道怎樣接話。他捧紅了大量電影演員，得到的尊稱從“星仔”到“星哥”直到最後變成“星爺”，到後來，這些受惠者卻一個個與他交惡，甚至公開借助媒體抨擊他。

他的成功和他擁有的權力，與他表現出的孤獨感同樣讓人印象深刻。他的朋友和搭檔田啟文說：周星馳像武俠小說裡的孤獨老人，讓別人無法靠近。他所舉的一個旨在表現周星馳與人疏離的事例是：“星輝公司曾有位工作五六年的會計，但周星馳居然連對方的名字都叫不出來，他經常想太多別的事，而忽略了身邊的人。”另一個朋友宋子文說：他心裡有壁壘保護自己，“他沒有派系，沒有攏著一幫兄弟當大哥。他一直是孤家寡人，單打獨鬥，他一直很封閉”。

人們難免好奇這個喜劇演員如何成長為一個孤獨的巨人，如何用一顆心抵擋所有的心。他的秘密藏在往事裡。

與那類看重“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的成功者不同，周星馳並不是一個願意呼朋引伴的人。最極端的例證也許是他在2004年的生日，據媒體報導說，“沒有一個人為他捧場道賀”，他自己喝酒，直到酩酊大醉。

事實上，他關於朋友的定義足以讓大多數人望而卻步。“知心朋友不用多，也不需要多。做知心朋友需要時間，要有考驗才可以。”他在1992年說，“我幾個聊得來的朋友，起碼都認識了10年或以上時間。”兩年後，這個正當紅的演員又這樣剖析自我：“我相信沒有太多人會喜歡我的為人。”將近20年後回看，這句話有種一語成讖的宿命感，時間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他的準確。

曾經的女朋友朱茵在分手後感慨她比周星馳幸福。“因為我有不少朋友，有心事還可以向人傾訴，”朱茵說，“他的交心朋友不及我多，朋友也少，他會比我慘。”

他不擅長交往，可以說是畏懼交往。宋子文眼裡的周星馳，無論跟多熟的人開玩笑，也會很緊張地先盯著對方眼睛，看他的反應，“他把自己想得卑微”。

“他過分講原則，私下裡要跟他講人情，他無法接受。連利用販賣他的可能性都沒有。他從來不參加活動。整天能把自己關起來個把月，哪怕只叫外賣也沒關係，”宋子文說，“所以他絕對沒有朋友。”

《大話西游》的導演劉鎮偉曾經力圖分清周星馳身上“古板”和“害羞”的界限。“他不敢笑出來，其實他很想搞笑。”劉鎮偉說，周星馳起初到劉鎮偉在香港住的酒店找他，不好意思敲門，從門縫中塞進來一個紙條表達想法。

當這種害羞達到極致，周星馳就會嘗試逃離人群。2001年，他到北京大學與學生交流並發表演講，上千人早早地在廣場上等候他，以至於他躲進了一所校內食堂的廚房裡。

周星馳面對電視採訪有一種難以解釋的緊張感。一次，當攝影機打開，導演請大家準備，他原本自然的表情突然變得僵直，兩隻手輪番在一隻紙杯子上倒換著，桌子下的雙腿不停地變換著方式交疊，最後就叉在一邊上下抖個不停。

“他在人情上輸了。”這是邀請周星馳參加節目的宋子文的解釋。宋子文說，周星馳的幽默感只有在跟一個人混熟了後才可能發揮。

宋子文自稱瞭解周星馳。這兩個失眠的人曾交流過如何度過長夜。外人不知道周星馳在深夜會想些什麼。醫生診斷他有抑鬱症傾向，常年失眠影響了情緒與工作。有時候，他會在迷迷糊糊之中聽到有人催促自己起來開工。

在電話裡，周星馳將自己的方法告訴宋子文，不要依賴藥物，可以少喝一點酒。他推薦的是“DryMartini”—這是一種產於葡萄牙的著名雞尾酒，他在《國產淩淩漆》裡的演出讓這種酒成為一種經典意象。

宋子文相信，即便是試圖傳遞幽默感的時候，周星馳也非常謹慎。“他會試探，因為他骨子裡沒有安全感，他平時做事也非常謹慎，他的羞澀是掩蓋自己的緊張，”他說，“這是很多年來一種心理陰影的折射。”

如果這個判斷成立，那麼這種心理陰影應該來自周星馳那些人們耳熟能詳的過往—父母在他7歲時離異（周星馳曾用他電影裡角色的一貫口吻說：他們一舉一動都有娛樂性，打架都很有看頭）、艱辛的生活、個子矮小的差生受盡欺負的學校時光。

周星馳從小到大都很安靜，他的媽媽淩寶兒對此印象深刻。他總是情願站在窗旁看兩小時街景，盯著來來去去的人觀察，猜測他們的職業，但“十問九不應”，以至於最親近的人也無法瞭解他的內心世界。

“我不願意說，只願意做，因為別人不會聽你說什麼，而會看你做什麼。”周星馳這樣對我解釋，“同樣，我也是通過別人做什麼來判斷，而不太聽他說什麼。”

“從小他已經習慣什麼都放在心裡，只看、只聽、不說。”淩寶兒說。這有時候會帶來長達幾十年的隱秘傷痛。周星馳有兩個姐姐，每次在那間擁擠的木板房裡吃飯時，淩寶兒會把為數不多的肉夾給周星馳，她發現並不是很能吃肉的周星馳每次會把剩下的肉放在嘴裡咬一下，還有一次將整塊雞腿扔到地上。失望的母親打了她眼中自私的兒子。2001年，在鳳凰衛視的一個節目裡，母親提到這件事，周星馳解釋說，因為母親很少吃肉，只會偷偷吃掉他們剩下的，他才故意把肉弄髒。在節目裡，兩人抱頭痛哭。

孤獨感自始至終沒有離開周星馳。當年，他幾乎從不與人爭吵，最多只會一聲不吭進房間。他入行後不久，有一次，淩寶兒接到一個圈內有勢力的人打來電話，“那個人打來電話大爆粗口，問我是怎麼教兒子的，他說想跟周星馳吃頓飯都這麼難，怎麼這麼不給面子”。

時至今日，周星馳仍然無法在公共場合表現得自如。他清醒地看待自己受到的歡呼，“每個明星都是那樣，我沒有什麼特別的”。他參加媒體和大學的論壇，非常緊張，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他怕自己說錯話，主動示弱。“他很怕受傷害，一點點小傷害都接受不了。”宋子文想起這些情形時說，“他不是自大也不是完美主義者，只是把自己表現得特脆弱。”

時光如果蕩回多年以前，周星馳會這樣形容自己的內心世界：掰著手指頭算計著自己什麼時候才算長大，最好長得高大健壯一點，不被其他的小孩子欺負，有點力氣也好到社會做事賺錢養家。如今的他就像電影《食神》裡的史提芬周，“他低調，但是受萬人敬仰”，他可以擲下上億元購入豪宅，但他並沒有成為人們心目中那個掌控一切的人。他甚至不願意去看自己拍的電影，因為“他很怕看到別人的反應”。

儘管如此，周星馳仍然是一個無法忽視的存在。2007年，美國《時代週刊》將他評為唯一一個“亞洲英雄”時寫道：“如果說香港有查理•卓別林的話，那就是周星馳。”對於周星馳的擁躉來說，這顯然過於保守了，他們更樂意將這個稱號的適用半徑擴大到整個中國。

他是潮流塑造者，是那些正步入中年的中國人無法繞開的人物，電影《大話西遊》的話題被討論得過於熱烈，以至於關於電影的書也成為一個文化現象。他拍攝電影，投資房產，甚至步入政壇。

如果考慮到今日的高度是一個從社會底層起步的人所達到的，那麼發出怎樣誇張的驚歎也不能算作失態。畢竟，如今擁有強大票房號召力的“中國卓別林”是睡在上下鋪的架子床上開始自己的夢想的。他的童年記憶包括幫外婆擺地攤賣指甲鉗、去酒樓推著小車賣蝦餃、到五金廠打工以及在尖沙咀騎著自行車兜售報紙。他曾經在上映《埃及豔后》的電影院裡發現爸爸拖著另一個女人，也曾因為偷50塊錢買玩具害得媽媽反復自責而無比難過。

功成名就後的周星馳曾想像過人生的另一種可能性，做個平庸無奇之輩，無非是“跟其他人都一樣，找工作，有很多煩惱的事情”，想著“前途怎麼樣”。不過，他依靠自己的聰明、勤奮以及出人頭地的強大企圖心扭轉了命運軌跡。

在大多數時候，他滿懷信心，或者說，用光明前景反復說服自己。他的好友梁朝偉回憶說，“周星馳整天發白日夢，幻想成為大明星”。

在他和梁朝偉一起在香港藝人訓練班學習之前，兩人已經一起拍過一個8分鐘的短片。“那都是周星馳的主意，當時我對演戲不開竅，那個短片他既當導演又當演員，我只是演員。故事主要講好人與壞人在山上打架，最後好人獲勝，他安排我演壞蛋，最後我演的角色被他無情地打死。”梁朝偉說，那時候自己只是周星馳的伴角兒。有點諷刺的是，“伴角兒”很快功成名就，在“主角”還跑龍套混盒飯的時候就開上了豪車。

即使是在無線混日子、跑龍套、毫無前景的時候，他也要用龐大的理想激勵自己。那時候，他每天很早起床，洗臉刷牙時會對著鏡子喊“加油”，幻想著有一天自己成為主角，“讓所有人都見識到自己很拽的樣子，在某天拿個什麼獎，好讓所有人都為自己報個好”。

但與此同時，他的自尊不得不反復接受踐踏。多年後，周星馳把自己在剛入行時的遭遇拍成了電影《喜劇之王》。這部電影的票房是失敗的，但也打動了無數喜歡周星馳的觀眾。片中男主角尹天仇對女主角柳飄飄說道：“小姐，如果你非要叫我跑龍套的，可不可以不要加一個‘死’字在前面？”這一幕讓銀幕前的人們放聲大笑，但對周星馳來說卻是苦澀的回憶。他曾對宋子文描述那段經歷—混得很差勁，不得不為了多賺幾十塊錢而四處等侯差遣，為了生計著想，“學著很油條的樣子，跟人家插科打諢磨嘴皮”，為了一個死屍角色“浪費一升口水爭取”。

失意的經歷不止於此。有一段時間，周星馳主持一檔少兒節目，有報紙刊文講他只適合主持兒童節目，不適合在娛樂圈發展。周就把報導剪下來貼在床頭上，以此勉勵自己。

多年以後，周星馳成為主角，成為導演。他喜歡將自己描述為一個“跑腿的”，一個善於聽從別人創意的人，“他們不說，我作為導演就完了”。但與他合作過的人對此並不認同。舊日夥伴批評他“不好相處”的聲音反復出現，而其中提到最多的，就是他脾氣火暴，經常在片場罵人。即便是他昔日朋友田啟文在為他辯護時，也不得不承認他會對熟人發脾氣。按照香港某娛樂週刊的說法，這位綽號“田雞”的演員“十多年來一直是周星馳左右手”。

“如果他不關心你，不疼你，幹嗎要這樣？明白的人要清楚為什麼，要看是什麼情況，什麼環境，什麼狀態，他罵什麼。”與周星馳疏遠之後，田啟文在一次接受採訪時說。這樣的情景，很容易讓人回想起作為小人物的周星馳，為了一個龍套角色不得不跟在場務身後反復說著肉麻話的時代。驕傲沉默的周星馳以獻殷勤、扮演乖巧來積攢機會，有時只是為了得到的角色有一兩句對白，或者只有一點肢體動作。

他不得不忍受在導演面前談論演技時換來哄堂大笑的結局，不得不殷勤地對一位“大哥”講話，甚至“不得已拍了幾下馬屁，說了許多他喜歡聽的話來討好他”，然後聽到這位“大哥”跟身邊的助理導演以及場務說“這個人怎麼跟一條狗一樣”，然後回到家裡偷偷流淚。

幾乎在拍攝的所有電影裡，周星馳永遠選擇站在“屌絲”一方。這讓人們總是能輕易從周星馳身上看到很多過往生活的痕跡。最明顯之處在於，他樂此不疲地將自己的人生經歷糅進電影裡，不管是少年時代鄰居裡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繁華酒樓裡諂媚的店小二，還是那些面對挫折堅強不屈的英雄人物。他說，這都是自己的經歷。

但人們卻很難知道，他在電影行業的最初遭遇怎樣影響了他現在對待別人的態度，是使他對待別人的態度是更好還是同樣差。

我問他這個問題，他笑了笑，沒有回答。

這時候的周星馳坐在北京高檔酒店的套房裡，距離當年那個無名小卒已經很遠。只有在很偶然的情況下，當他露出那種親切的、略帶著頑皮的笑容，這兩個周星馳的形象才會交織在一起。

當時，聽著大家調侃他對電影的理解時，他也只能假裝做出不在意的樣子，“厚著臉皮”跟隨大家擺出同樣一副笑容。

周星馳對自己的未來始終有著清醒而濃烈的意識，並時刻為抓住機會做充足的準備。中學畢業後，他沒有繼續讀書，到一家船務公司做助理，那時候就“相信機會一定有光顧我的那一天，機會來的時候就一定要抓得住”。

從作為一個小角色的時候起，他就天天對朋友談論表演方法，談論好萊塢男影星，捧讀《演員的自我修養》。“準備好，機會一來，立即發力。”

他一直知道如何吸引別人注意。就連他小學四年級時的女同學阿珍也記得他“個子很小又愛引人注意”的樣子。

得知香港藝人訓練班開始招生後，他為了防止自己的身高成為考試障礙，花錢買了一雙價格不菲的高跟鞋。

不過，據說考官就看了他一眼，就決定讓他回家了。但他並沒有停止盡力展示自己。在此後的演藝生涯裡，他一次次像當年爭取龍套角色那樣去為自己爭取可能性。

機會姍姍來遲。1988年，他被選中做一部電影的主角。這時候，他已經花太多時間用來訓練和等待，因此立即決斷借此成名。他在電影中展示了誇張甚至放縱的搞笑風格，並從此一發而不可收。

他後來回顧當時的心態，“就是發誓要出位”。這是一次帶著冒險意味的搏擊。“不成功便成仁，因為我等得太久了，如果一開始就給個主角讓我演，我不會想得那麼要緊，我不需要這樣來搏，不用走這一著險招。”他說，“我那時什麼都沒有，要讓人能認得我，我要引人注意，所以只能走險招，比較過火，但求博人一笑。險中求勝，我寧願被人罵到遺臭萬年，都不願演完之後完全沒反應。”

他此後獲得的成功可以說是從艱難和冒險中求來的。這巨大的成功則讓他得以用幽默的力量影響他周圍的世界。

他的影響力傳遞到中國內地，獲得另一種魅力。這種嘗試最初是失敗的—他的《唐伯虎點秋香》在上映時讓內地觀眾目瞪口呆，大加批判。1994年與內地西安電影製片廠合拍的《大話西遊》不但票房慘敗，導致周星馳的彩星公司破產，還因為“低級”等原因招致非議，以至於很多年裡，當時的西安電影製片廠領導層都不願意對外談論這次合作。

但幾年後，這部電影重新在內地流行，甚至成為“聖經”一樣的作品，其中無厘頭的風格，也讓很多精神苦悶的年輕人找到了對抗生活的武器。

周星馳是小人物的代言人。他走紅的年代，香港尚未從一次經濟蕭條中恢復。《時代週刊》相信，“周星馳的喜劇影片似乎能夠讓人們暫時擺脫憂慮和痛苦。”他可以讓香港一位銷售果汁的商人感到振奮，也讓更多承受了苦痛的人學著用微笑面對生活，就像影片中的周星馳一樣。

他的確展示了一個草根人物所能展示出的最好的精神狀態，有時候是通過起落無定的劇情，有時候是通過滑稽的動作和讓人邊笑邊流淚的臺詞。

但在他自己看來，這只不過是往日生活的自然投射。“我總是演我熟悉的東西，”他說，“我本身就是草根階級，我對平民生活感到親切。”

有一段時間，人們幾乎認為他要背離這個套路—他成名之後，電影裡一度開始出現那類一出場就地位不凡的主角（比如電影《食神》），但很快，他又回到了老路上。

他始終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個懷舊的人，但他的言談“出賣”了他。直到如今，往日生活也總是會不斷在他心裡閃回。路過一個地方，他會突然興起某個時候自己曾經在這裡居住過，並順便回想起當時的生活。有時候，他聽到一首歌，就會記起30年前聽著那首歌的自己。

過去的生活塑造了周星馳，也牽扯著周星馳，並難免讓他悲傷。有一次，一個名叫任田的女記者採訪完周星馳，結束之後，請他在一張照片背後寫一段話留念。

據她回憶，有那麼一刻，周星馳露出難過的表情，然後歪歪扭扭地寫下了這幾個字：“為什麼堅持 想一想當初。”

本文刊於博客天下雜誌第116期—封面專題 本刊記者 張偉 王淩 (2013-02-18 19:40:23)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0b84100102e8k8.html